与国外法官专司案件审判不同，我国各级法院除了日常的案件审理、判决执行事务外，还要承担大量的非司法工作，如院长工作报告、繁杂的专项报告、上级法院布置的调研任务、各类考核评比、征地拆迁乃至扶贫帮困、环境保护，等等。

这种理解无视行动、思想以及社会秩序本身的非意识起源。他不拖拉，脾气不坏，不贪婪，也从不疏忽。

比如，有捐献者声称，作为一份永久的遗产，授予万能的上帝和他上述的使徒具有世袭继承的权利。[12] 当然，超自然人—上帝，天使，恶魔，圣徒—如果他们经营地球上的事务并出席于地球上的法庭，则必须通过牧师或其他自然人来达成。针对经济人模型背后的社会契约论个人主义哲学，他指责其不过是一套概念上的玄想而已。[57][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6页。（2）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了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

关于提升动物权利保障的这些法条，是否赋予了它们以正式的法律人格，抑或其仍旧处于往常物格之地位，当下的相关争论正酣。虽然说，考虑到当下社会诸项具体法制构建的繁杂任务，这种趋势无可厚非，但却不一定值得推许。[①]法学虽学派林立，各依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成就自身，但作为规范科学，袭用解释之法应是法律学的正统。

形式主义法学的认识依然有待提升，技艺理性的训练应是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的主旨，可以从根本上培育法律主治，涵养程序正义。非法律学科只是提供理解法律的背景资料，不能成为法学的主导力量。桑德罗.斯奇巴尼认为，《中国共产党党章》第3条第一款关于党员的义务规定的学习法律知识值得肯定，并说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皇帝曾经表示，尽管在他履行立法者的职能时不受法律约束，但他不作为立法者时须依据法律生活。倘若宪法富有权威，即使理论匮乏，宪法解释非法院莫属亦难以成立。

国体不同，时代有异，理念有别。严复译述并举，其深厚的国学涵养不仅使其深昧西学精义，更明鉴中西之别。

[⑦]这些解释规则服务于规范目的的确定，如何寻找规范目的遂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自由主义宪法认为自由是宪法的核心价值，人权保障是宪法的唯一目的，法院是捍卫自由的唯一机构，违宪审查是监督宪法实施的唯一模式。体系解释与历史解释等。人类一解释，宪法就发笑。

形式主义除了对法律规范尊崇之外，法律的文字须被重视，而其所蕴含的程序正义亦应为紧要之处。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宪法是我国宪法的特征。本土传统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凭借是新中国法学与宪法发展清末西学译介和新中国宪法实践是两支重要学脉，不可或缺。

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理论仍旧停留在方法论的哲学探讨层面，虽名为解释学，实则依然不脱法哲学的窠臼，是哲学方法这一幽灵在解释学领域的再徘徊。何为西学：曰根基，曰背景，曰训练。

[④] 【美】伯纳的.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法律的经典并非只是西学大儒的宏论与巨著，还应是一国立法者依据法律程序制定的法典，在西方还应包括法院的判例。

时间已走过了启蒙时期，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然建立，超越抽象正义，对法规范形式本身的探究应成为依法治国的主流。在罗马法的鼎盛时期，一直有一种观念，认为法学家的职能只是向人民阐释法律并回答与法律有关的问题。严复生存的环境是拥有数千年封建传统的老大帝国，其理论与制度参照是儒学正统与封建帝制。本土传统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凭借是新中国法学与宪法发展。注释: [①] 严羽著，胡才甫笺注：《沧浪诗话笺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页。只有将理念、概念、原则、规则、制度融贯为一体，才能达至体系正义。

摒弃政本艺末之腐论，宪法解释及如何解释宪法当为我国宪法实施枢机，亦为学术研究正鸪，还是宪法教育教学的主要方向。无论香港基本法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还是落实十八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过程中学界的反映，无不暴露出解释学理论的学用两离。

郑贤君，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无公私之别，更无群己之分。西儒史华兹曾将《群己权界论》的译名作为严复重群轻己，[⑨]受东方思想支配的证据。

对这一崭新实践轨迹的整理、总结和归纳虽已蔚为大观，具备较为坚实的理论积累，但需以更为自信的理论胸襟对待这一传统，及时丰富、充实、补充、完善和发展。形式主义除了对法律规范尊崇之外，法律的文字须被重视，而其所蕴含的程序正义亦应为紧要之处。非法律学科只是提供理解法律的背景资料，不能成为法学的主导力量。一种效力于社会的法律制度比柏拉图的大群捍卫者脱离社会需要的空洞概念更好。

一些评论虽然立意高蹈，实则缺乏专业素养，蹈空袭虚，似是而非，为害大焉。该理论一定程度上漠视民主，认为只有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忽视政治机构实施宪法的能力和职责，也是压缩宪法解释空间的主要理论罪魁。

为此，法社会学断然不能当代中国的法学主流，执着于价值判断的法哲学有可能使法学永远徘徊于正义的抽象王国。进入专题： 形式主义 技艺理性 宪法解释 。

对于尚处于法律初创时期的我国，依法治国所呼唤的并非天国的正义，而是人间的法律。失却专业化的法学既丧失规范能力，亦无评价力量。

一言以蔽之，只有在宪法的文字、历史、结构、先例的共同作用之下，才能确定某一特定宪法规范的目的。我国古代文论关于文质之争所表达的就是形式与内容孰优孰劣的关系问题。尽善尽美并不一定是评价某种制度的恰当尺度。[⑦] 参见【英】迈克尔.赞德：《英国法》，江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第212—214页。

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宪法是我国宪法的特征。人类一解释，宪法就发笑。

另一方面，立基于形式主义之上的解释学根基远非牢固。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学者殷海光指出，我们依然徘徊在严复所已经澄清的问题和方向上，有时甚至是歪曲和倒退，此言不虚。

目的—意图解释与文字解释。形式和内容之争同样反映在法学领域，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并行不悖，离开法律的字、词、句、意、上下文、句法和结构，我们无从获知法律的意义，正义无从体现。